(近观中国)以“全周期管理”为钥，习近平为城市治理固本强基
中新社北京3月12日电 (张蔚然 黄钰钦)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、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0日在赴湖北省武汉市考察疫情防控时表示，要着力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和城乡基层治理体系，树立“全周期管理”意识，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。这一论述为中国城市治理提出了全新课题。
在现代企业运营中，产品的全周期管理要求管理层从产品的需求、规划、设计、生产、经销、运行、使用、维修保养、回收再用处置的全生命周期中形成完整设计，涉及产品信息顺畅流通、动态及时掌握和问题及时应对等要素。
中央党校(国家行政学院)党建教研部教授张希贤认为，“全周期管理”被引入城市治理领域，是习近平着眼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、尤其是完善城市和城乡基层治理提出的新主张，为治理体系注入了新动力。
“今年中国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上升，叠加疫情影响，进一步增加了工作开展难度，在城市治理尤其是超大城市治理中推进‘全周期管理’非常及时、必要，也意味着中共加速从全方位、全周期推进党内各方面工作。”张希贤说。
从疫情暴露的问题可以看出，目前中国城市和城乡社会治理的一些中间环节还有短板、缺陷、断裂带，比如武汉的前期预警工作出现了一定程度滞后性。中央党校(国家行政学院)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副教授张林江认为，“全周期管理”理念要求“把城市运行和社会治理各环节运转当成完整链条，从全周期进行总体设计，从而形成系统、协调、完备的治理体系，哪根链条断了都不行”。
专家指出，“全周期管理”是城市治理的一把新钥匙，各地需以此为目标导向，从短板和弱项入手，为城市治理固本强基。
——完善多主体参与的治理体系。
城市治理的核心是切实建立多主体参与、运行有效的治理体系。张林江表示，从疫情应对看，该体系的运行未达到理想状态，在政府、市场和社会三方力量之中，社会的力量尤需加强。“疫情快速打破城市正常运行原本所处的平衡态，把某些问题或矛盾暴露出来。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，治理既要解决好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，还得强化社会子系统的弹性和韧性。”
他举例说，在超大城市的基层社区，街道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数量有限，但疫情发生后瞬时涌现社区居民巨量化、多样化、非标准化的服务需求和差异化诉求，与基层能够提供的服务形成“剪刀差”，这应当成为“全周期管理”力争解决的一大难题。
——更好统筹常态治理与非常态治理。
目前，城市治理体系大多根据常态治理需要进行设计，应对突发危机的配套机制不够健全。从疫情中不难发现，当从常态治理切换到非常态治理时，城市治理在公共政策、社会资源、社会服务等方面可能存在一定短板。
中央党校(国家行政学院)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认为，“全周期管理”指向城市常态治理中一定程度上存在的“各自为战”“头痛医头脚痛医脚”等问题，是对提高科学治理能力、民主治理能力、依法治理能力的总概括。
“有效的‘全周期管理’要求城市随时做好危机应对准备，包括在常态运转周期中为非常态情况下的应急力量调配、物资储备、服务资源等留出适度冗余，避免非常态情况下治理体系头重脚轻，避免问题被放大。”张林江说。
——以更高效顶层设计解决城市治理难题。
一方面，随着城市化进程推进，全球超大城市治理都面临需求总量增加、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等共性问题，这对促进社会分工、解决社会问题提出了高要求；另一方面，一系列黑天鹅、灰犀牛事件的发生提醒人们，人类已进入风险社会，这是城市现代化的产物之一。无论解决问题还是化解风险，都离不开更高效的顶层设计。
竹立家表示，合理的顶层设计意味着治理结构更合理、治理层级更明确、治理边界更清晰、治理效果更能检验，在“全周期管理”中实现对发展实际的精准研判，形成对各级机构的有效层级化管理和有效监督，在政府上下级之间形成有序无缝衔接。
“信息的顺畅沟通能显著降低治理成本，要敞开大门收集民众诉求。将社会治理人力、物力、财力向基层倾斜，建立有效的诉求主动回应机制，切实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。”张林江说。
此外，“全周期管理”也对城市治理的重要主体——各级干部提出更高要求。习近平已经指出，“这次疫情防控工作中，一些领导干部的治理能力和专业能力明显跟不上，必须引起高度重视”。
张林江表示，从抗击疫情看，部分干部在社会治理、社会动员、应急处置等方面存在能力缺陷。一方面，应通过培训等方式补齐短板，另一方面，也要通过考核、评估、激励等机制整体提升其治理效能。(完) 【编辑:叶攀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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